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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3月,北京。
1999年3月,总参情报部一位少将副部长被组织宣布隔离审查,此人便是姬胜德。
位子坐到这么高,出的又是哪门子事,自然小不了。
消息传出来,能查到的公开记录里,只有组织宣布隔离审查这一条。
一个少将副部长,说带走就带走了。
位置摆在那儿,情报口的负责人之一,出的事小不了。
涉案金额,公开材料里记着到了上千万元这个量级。
九十年代那几起情报泄露的旧账,也跟着一块儿翻了出来。
两条线缠在一起,越缠越紧。
问题到底出在哪,后面慢慢说。
先说他这个人坐的位子——管情报的人,反过来把情报往外送,这事儿听着就透着一股子邪性。
位置越高,摔得越响。
1999年3月,姬胜德被组织宣布隔离审查。
总参情报部少将副部长,这个位置出的事,性质轻不了。
可一个在职的少将被直接隔离审查,还是让不少人心里咯噔一下。
这案子牵出的面不小,涉案情节也非同寻常。
按说事情到这一步,该查的查,该办的办,走程序就是了。
可偏偏有人不肯按这个路子走。
谁呢?
他父亲,姬鹏飞。
姬老那会儿已经快九十了,早年间当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国务院副总理,论资历摆在那儿,上了年纪的人听到姬鹏飞这个名字,多少都有点印象。
他长期在外交口工作,后来当过国务院副总理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,履历摆在那儿,是共和国早期外交战线上的老人了。
按道理来说,这样的家庭,门风该是严的。
可偏偏到了晚年,出了姬胜德这么个儿子。
说起来,姬老那一辈人,交往的多是当年一起扛过枪、共过事的老战友,圈子就那么大。
可儿子出了事,这些老关系还管不管用?
后面的事,恰恰给了答案。
晚年摊上这么个儿子,家门不幸这四个字,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儿子被带走以后,姬鹏飞写过信,以个人名义,一封接一封往中央递,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:配合调查,从轻处置。
姬鹏飞以个人名义多次给中央写信,请求配合调查、从轻处置,这些信发出去后,公开史料里查不到中央书面答复的记载,能确认的只有一点:请求没有结果。
后来中央派了工作人员登门,把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当面讲了一遍,请他放平心态。
话说得客气,意思也明白——这条路走不通。
姬鹏飞见不到人,信也递不进去,可他没死心。
一个快九十岁的老人,还能想什么办法呢?
他想到的是找人,找能说得上话的老战友、老上级。
这一步迈出去,事情就更有意思了。
他找的这两位,分量都不轻。
可结果呢?
一个连面都没露,一个在电话里叹了口气,把他顶了回来。
为什么谁都不肯递这句话?
这里头有交情,有原则,也有那个年代的人心里那杆秤。
不过这些,得往后放一放再说。
眼下能确定的是,姬胜德这个案子,从被带走那天起,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案。
它牵出来的是情报口的一条线,一条藏了很多年的线。
至于这条线有多长,牵扯到谁,1999年3月的姬鹏飞还看不见。
他只知道,儿子这回,怕是难了。
他找的第一个人,是张爱萍。
说起来,这两人渊源不算浅。
解放战争那阵子,姬鹏飞和张爱萍都在华东陈粟首长手下做事,一个系统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交情。
建国后张爱萍当过副总理,也干过国防部长,党政军界说话是有分量的。
信寄出去了,话也托人带到了,姬鹏飞想请这位老战友出面说几句。
结果连面都没见着。
张爱萍不见,不是忘了旧。
老将军党性摆在那儿,换了别的事,兴许还有商量。
可姬胜德这个案子,性质不一样——一个坐在情报口负责人位子上的人,反过来把情报卖出去。
张爱萍心里的判断很干脆:军中败类,这个情,他不求。
话说回来,连见都不见,其实也是一种回答。
见了面,话就不好说了。
不见,态度反倒摆得明明白白。
挨了这一下,姬鹏飞还是没回头。
他找的第二个人,是薄一波。
薄一波的资历比张爱萍还深,也做过国务院副总理,党内德高望重,讲起话来有分量。
姬鹏飞打的算盘,大概想请薄一波出面施加点影响。
电话打过去了。
薄一波在那头叹了口气,回了他一句:“我劝你保持晚节,不要再讲错话,做错事了。
” 这句话听着不重,分量却压人。
“保持晚节”四个字,等于把话挑明了——你这一辈子攒下的名声,别在最后这几年搭进去。
据公开材料里记着,薄一波这句原话在不同转述里措辞略有出入,但意思是一致的:这个忙,帮不了,也不该帮。
一个卖情报的少将,谁递话谁就得跟着沾一身泥。
两条路,到这儿全堵死了。
1999年3月人被带走,到这会儿,姬鹏飞能想的办法基本想遍了。
信写了,人见了不着,老战友、老上级的门也敲过了。
上千万元的受贿,还有96年台海危机期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——这些事摞在一块儿,谁都掂得出轻重。
有意思的是,张爱萍和薄一波,跟姬鹏飞都不是外人。
正因为不是外人,这两句回绝才格外硬。
交情归交情,原则归原则,那个年代过来的人,心里这杆秤分得很清。
姬鹏飞不怪任何人。
可人到了这个份上,怪不怪谁已经不要紧了。
两条路都断了,剩下的就只有等。
一个快九十岁的老人,坐在家里等一个几乎注定不会来的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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